4.讹传的罪魁祸首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距今大概1500年左右的南朝萧梁时期的古代文献资料。这是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刻讹传为“麒麟”，并写入史料的关键时期，也是奠定讹传的基石。
目前已知最早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记载为“麒麟”的古代文献有两本。第一本是南朝萧梁时期文学家、方志学家任昉rén fǎng（460-508年）编撰的《述异记·卷上》【10】：“丹阳大姑陵，陵下有石麟二枚，不知年代。”任昉十六岁就成为南朝刘宋时期丹阳尹yǐn 刘秉的主簿。（后到了萧齐时期，深受齐明帝器重，官至司徒右长史。梁武帝萧衍为骠骑大将军时，辟为记室参军，萧梁时期任太守。）任昉的一生经过刘宋、萧齐、萧梁三朝，最后官至萧梁时期的太守。（文献中的丹阳，就是指当时的丹阳郡，而非现在南朝齐梁两代帝王的故里丹阳市（古曲阿县）。）文献中的丹阳大姑陵所指哪座陵墓，任昉并未明确说明。所以我也无法更进一步去考证他所指陵前的两件“石麟”。但从目前的遗存来看，当时丹阳郡所属范围内帝陵前的石兽，均为有角有翼猛兽造型。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述异记》中所记载的这两件“石麟”，肯定不会是石刻的“麒麟”造型。而是独角有翼和双角有翼的猛兽造型。
同时，任昉在后面所引用的一条注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传曰：“秦汉间公卿墓，则以石麒麟镇之。”这个传，所指哪本史料，我现在暂时无法考证其出处。但是可以肯定，任昉是看过某本史料之后，便误认为陵墓前的这种石兽就是“麒麟”，并写入《述异记》中。显然，他也是讹传的受害者。而这条讹传对后世影响也是深远的。
我们再来看两篇有关南朝刘宋长宁陵隧道石兽的记载。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487～537年）编撰的《南齐书·列传·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8】。文中记载：“宋长宁陵遂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岗上。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而另一篇比较晚，是唐代初期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列传·卷四十二》【9】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冈。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我个人认为，初唐时期李延寿编撰《南史》中的这段记载，应该就是直接摘抄于萧子显的《南齐书》，而且还抄错了字。所以，我们直接参考《南齐书》即可。《南齐书》中这段史料记载，大致意思是说，南朝刘宋时期的第五位皇帝宋孝武帝刘骏(430-464年)，从当时的襄阳获得石兽，并将其迁徙置于其父宋文帝刘义隆的长宁陵前。从此以后，南朝的帝王陵墓前均效仿这一制度，但因其造型精美，后者均无法超越。
我们来看一些史料印证一下。南朝萧梁时期的沈约在《宋书·卷六·孝武帝》中记载：“宋文帝为平息叛乱，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外调刘骏为雍州刺史兼宁蛮校尉，任伐蛮总指挥，并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的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六郡军事，持节、将军职务如旧。刘骏因此成为自东晋偏安江东后，百年来，第一位出镇襄阳的皇室成员。
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弑父，刘骏起兵攻杀刘劭，成为刘宋时期的第五位皇帝。南阳襄阳一带在东汉时期盛行石兽，而刘骏在此经营多年，在襄阳获取一对东汉的石兽，并将其迁徙到其父宋文帝长宁陵前。从此，开启了在南朝陵墓前设置石兽的制度。而这一对东汉石兽制作精美，因此，后世诸帝王陵前所效仿的石兽均无法超越。这段文献记载符合历史背景。
东晋偏安一隅，一直还想回归中原。因此，其陵墓制度崇尚简洁。沈约在《宋书·卷十五·礼志》中有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目前，南京已经考古发掘过几座疑似东晋帝陵的大型墓葬，在其陵墓前并未发现大型石刻。
《宋书》中还记载：“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ye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刘宋不需要像东晋那样一心想回归中原，所以，南朝自刘宋开始，在帝陵的制度上逐渐恢复汉代礼仪制度。自“宋孝武于襄阳致之”石兽开始，这一制度在宋齐梁陈四朝流行。那这对石兽能不能从当时的襄阳运到建康呢？我认为是可行的，从襄阳到长江有汉水，再通过长江到达南京。以水陆的运输速度和装载力，运送几吨重的石兽轻而易举。
萧子显为什么会将宋长宁陵前的石兽命名为“麒麟”呢？我个人认为，南朝萧梁时期的萧子显，应该是看过早他二三十年前任昉编撰的《述异记》，或者两晋时期的《西京杂记》之后。才会将宋文帝长宁陵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而记载于《南齐书》之中。这也是将南朝陵墓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并首次记载于正史之中。
《南齐书》和《南史》作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一，是隋唐以后很多文人必读的史书，相当于教科书。虽然萧梁时期的萧子显也是讹传的受害者，但是他将石兽命名为“麒麟”记载于史册，其讹传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好比今天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上，介绍南朝帝陵前的石兽时，称之为“麒麟”的效果是一样的。对于不明真相的后人来说，史书中说那是麒麟，那就真的是“麒麟”。因此，这些史料也成为日后学者们对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命名为“麒麟”的重要依据。他们仅凭这些古代文献资料就妄下结论，盲目命名。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文献资料。（清代朱霖在《镇江府志·卷之二十一·陵墓》给兴安陵作注释时，引）南朝末陈朝时期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11】记载：“泰安陵、景安陵、兴安陵，在故兰陵东北金牛山。其中邱埭dài西，为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夹道，有亭，有营户，守典之。四时，公卿行陵，乘舴艋，自方山由此入兰陵，升安车，轺传驿置，以致陵所，旧迹至今存。”文献中提到的兰陵金牛山，就是现在丹阳市的水晶（经）山。文献中记载的泰安陵、景安陵和兴安陵，就在如今的水晶山周边。此处还散布着齐梁时期其它的帝陵及王侯贵族墓葬。据《至顺镇江志》记载：“中邱埭在丹阳县东二十四里”。为古代江南运河上的水坝，在今丹阳陵口镇东。“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这里所指的陵口，就是如今丹阳的陵口镇，在陵口镇萧梁河两岸，左右各矗立着一尊石兽。一尊为独角有翼的天禄，另一尊为双角有翼的辟邪。身长超4米，为南朝陵墓石刻中体型最大者。此处便是南朝齐梁二代陵墓的入口。
这条南朝晚期顾野王所记载的文献资料，与之前几本两晋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有所区别。这条文献资料中，首次出现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称之为“石麒麟辟邪”。
我们再来看一些史料，而这些史料所记载的全都是同一件事。首先是陈代顾野王在《舆地志》中记载：“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开始），作石麒麟。自京口由曲阿中丘至陵所，初甚难，近陵二十余步，忽如跃走。时以为瑞，帝不悦，终有侯景之乱。”此处文献资料记载为“石麒麟”。
我们再看，唐代初期姚思廉在《梁书·本纪·卷三·武帝下》中也有记载：“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唐朝初期李延寿编撰的《南史·本纪·卷七·梁本纪中》也有记载：“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在清乾隆时期武英殿刊本中，我发现在第七卷后面的考证中，这位清代学者特意提到了“《梁书》作石骐驎动。”我翻阅了很多明清不同刊本的《南史》，这是唯一在每卷后有校刊的。这位学者发现了问题，同一石兽在不同史料中，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名称，并在后面特意做了备注提醒读者。虽然他没有办法作进一步去考证，但至少要比其他只会盲目照抄的学者做的要好。
唐代初期长孙无忌等人编撰的《隋书·志·卷十七·五行上》木沴金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木沴lì金也。动者，迁移之象。天戒若曰，园陵无主，石麟将为人所徙也。后竟国亡……”
随后又记载：“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将引，于车上振跃者三。车两辕俱折。因换车。未至陵二里，又跃者三，每一振则车侧人莫不耸奋，去地三四尺，车轮陷入土三寸。木沴lì金也。刘向曰：‘失众心，令不行， 言不从，以乱金气也。石为阴，臣象也。臣将为变之应。’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
同一事件，还见于唐中期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卷十七》中：“（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石壁邪起舞，有大虵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从陈代顾野王的《舆地志》，到唐代初期的《梁书》、《南史》、《隋书》，最后再到唐代中期的《建康实录》，在这五本史料中，用六条文献资料记载了同一件事。那就是南朝萧梁时期，梁武帝为其父亲萧顺之的建陵运送两件石兽。而这六条史料中，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个是年号，另一个是石兽的名称。我们先看年号，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中大同元年。因此，这六条文献资料中出现的两个不同年号，其实就是同一年，也就是公元546年。
而在这六条文献资料中对这两件石兽的记载分别用了两种不同的名称。一种为“石麒麟”，有三条；另一种为“石辟邪”，也有三条，各占一半。而且，在《隋书》中还一前一后，一个用麒麟，一个用辟邪。我当时在看到《隋书》中这段文献记载的时候，心里就想：编撰这段文献资料的那位，他有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区别。同一件事，并且在原文中是前后两页连着的，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名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也是摘抄自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已。就算他们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当时的信息量，他们也很难去考证两个名称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毕竟，这都已经到了唐代。前面南朝陈代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中，还用“石麒麟辟邪”两个连在一起呢。而作为陈代当朝人，他都搞不清。你让后人仅凭文献资料又如何去分辨。
南朝萧梁时期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列传·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宋长宁陵……骐驎。”
唐代初期李延寿篇撰的《南史·列传·卷四十二》：“宋长宁陵……骐驎。”
南朝萧梁时期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齐梁二代陵，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
南朝萧梁时期顾野王所写的《舆地志》：“梁（中）大同元年，作石麒麟。曲阿建陵。”
唐代初期魏征等主编的《隋书·志·卷十七·五行上》木沴金中记载：“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动。”
唐代初期魏征等主编的《隋书·志·卷十七·五行上》木沴金中记载：“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双角者至陵所。右独角者……。”
唐代初期姚思廉《梁书·本纪·卷三·武帝下》：“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骐驎动。”
唐朝初期李延寿撰的《南史·本纪·卷七·梁本纪中》：“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
唐中期许嵩编撰的《建康实录·卷十七》：“（大同）十二年正月，改年为中大同元年。曲阿县建陵隧石壁邪起舞。”
这六段史料记载的都是同一事件，就是运送石兽到曲阿建陵的过程。我来解释一下这段文献中的三个方面。
1.时间：梁大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546年的4月，改元中大同，所以大同十二年与中大同元年是同一年。所以这六段不同文献资料所引用的年号虽然不同，但都是指同一年的正月。
2.地点：曲阿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也就是现在丹阳的梁文帝建陵）。萧顺之是南朝萧梁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衍即位后，追尊为太祖文皇帝。
3.这六段文献资料唯一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所运送的石兽名称不同，分别是“石麒麟”和“辟邪”。同时《隋书》中还明确指出， 左辟邪有双角和右辟邪是独角的区别。
从这些文献资料可见，在南朝至唐代初期，对南朝帝陵前的这些石兽名称主要分三种，一种是统称为麒麟，一种是统称为辟邪，还有一种就是麒麟和辟邪一起命名。可见其名已乱，众口不一。那到底是麒麟还是辟邪呢？南朝时期有没有麒麟？南朝时期的麒麟又长什么样呢？巧了，还真有相关的出土文物，而且还不止一处。
1958年，在南阳邓县一座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像砖墓中，有一块墨书“麒麟”二字的画像砖，旁边绘画有一只鹿形独角作奔跑状的动物形象。这就是典型的“麒麟”造型，其形象传承于两汉魏晋时期，并且有墨书为证。
还有，1976年江苏常州浦前戚家村发掘了一座南朝晚期墓葬，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砖中，就有一对麒麟形象的画像砖。因为没有榜题，当时的考古工作者，将其考证为独角的天禄和双角的辟邪。他将麟独角上的分叉看成是双角，那么，同墓出土的青龙画像砖双角上有6个分叉，那是不是说这条龙就有8个角呢？显然，对事物认知的偏差，造成了对出土文物的命名错误。这种情况，在文博体系中比较普遍。甚至有些出土文物的材质都分不清楚，以至于造成很多讹传至今都无法去纠正。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南阳邓县画像砖带榜题“麒麟”的形象，两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常州戚家村这座南朝墓中出土的就是一对麒麟，其中右边是表示雄性的麒，而左边是表示雌性的麟。我们再看，北朝时期的一件出土文物。
1993年8月2日，北周孝陵被盗，墓中有一件黄金材质的麟钮金印被盗后，并于1996年6月13日被追回。这件麟钮金印的印文为“天元皇太后玺”六个字。 《周书》中记载：“北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封武帝皇后阿史那为天元皇太后。”这与印文“天元皇太后玺”相互对应。
另外，《隋书·礼仪志六 》中又有记载，皇后玺文曰皇后之玺，白玉为之，方寸五分，高寸，麟钮。为什么称之为麟钮？汉代《说文》中有明确记载：“麟，牝麒也，就是指雌性的麒麟。”这是自秦汉以来，首次将麒麟作为印钮使用，并且是明确为女性专属使用的麟印。
我们将此三件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物作一个对比。参考有榜题的麒麟画像砖，它们的特征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通过这些考古出土文物，并结合各种史料。显然，南朝陵墓前的这些石兽，根本就不可能是“麒麟”。
那么唐代有“麒麟”形象的文物吗？当然也有，而且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给《后汉书》中“天禄”作过注释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墓中，出土了一枚青铜镜，上面就有鹿形独角作奔跑状的“麒麟”形象。
根据铭文“鸾翔凤舞，龙腾麟跳”可知，镜背内区四面的形象分别是“鸾、凤、龙、麟”。这枚青铜镜上面的麟与前面介绍的那三件南北朝时期的麒麟作一下对比，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除此之外，李贤的外婆，也就是武则天的母亲顺陵前，就设置有一对石刻麒麟。这是自先秦以来，唯一一对设置于陵墓前的石刻“麒麟”形象。在封建社会，皇后是女性最高的地位。通常母凭子贵，后宫很多女性都是靠皇子上位后被追封皇后。而杨氏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靠女儿上位被追封为皇后的女性。武则天追尊其母杨氏为“孝明高皇后”。为了彰显其母皇后身份，故而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在顺陵前增设了一对石刻麒麟。以此来彰显其母“孝明高皇后”的身份，也是武则天对自己帝位的肯定。而这一对“石麒麟”却被很多学者误以为是孟康所记载的“天鹿”的，更有甚者将其考证为“獬豸”。这些都是一些不切实际，仅凭古代文献资料就生搬硬套，妄下定论的理论派学者。所以，麒麟到了唐代早期，其整体的形象依然延续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
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可知，将南朝帝陵前的石兽讹传为“麒麟”的爆发点，就是在东晋至南朝时期。其原因，我个人认为，自东汉晚期黄巾起义，到东晋时期衣冠南渡的这几百年时间里，中原一直处于战乱，大量相关的从业人员和文献资料毁于战乱。而偏安一隅的东晋至南朝时期，像任昉和萧子显这样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石兽曾经的真实名称。他们所写的这些史料，可能是受《西京杂记》中，那对来自秦始皇骊山墓上的石骐䮼二枚的记载，所影响后形成的错误观点。随后，后人便认为秦汉时期，公卿贵族的陵墓前，以石麒麟来镇墓辟邪。但这样的文献资料，却很容易造成以讹传讹的严重后果。以至于后世对南朝帝陵前的石兽，甚至将东汉时期陵墓前的石兽，大多都称之为“麒麟”。自南朝开始，这种讹传时至今日已经1500多年了。这1500多年以来，但凡有一位学者能发现问题，重新考证并去纠正一下，也不会造成如今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
上一课，我讲过麒麟形象的演化。而这一课，我只去溯源为什么南朝陵墓前的石兽会被讹传为“麒麟”，而南朝陵墓前的石兽分别又应该叫什么名称比较合适，内容非常多，所以，在此我不作详细讲解。下一课，我会专门讲这个。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隋书》中对萧顺之建陵前石兽外形特征的记载：“辟邪，左双角，右独角。”现如今，在丹阳三城巷东北，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前的这一对石刻依然矗立。根据文献资料可知道，一只为独角，一只为双角。这样的组合造型，普遍出现在南朝帝陵前的石刻中。然而往前溯源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同类石刻中的天禄和辟邪。通过目前考古出土的相关文物，并组合古代文献资料，我个人认为，南朝帝陵前独角有翼的为天禄，双角有翼的为辟邪。而各诸侯王陵墓前无角有翼狮子造型的为翼狮，包括石柱上面的那只小兽，也是翼狮，而不是“辟邪”。下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的讹传，为何最终会被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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